六、巴格达之春9?11的灰尘里飘满了问号。一位妇女从双子楼的废墟里爬出来，当她面对摄像机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大家为什么恨美国？”很快这个“恨”字被利用了。9?11给了美国和那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牛仔总统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2003年3月20日，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布什立志要完成父辈的心愿，拯救伊拉克人民，并与他的同僚一样，相信伊拉克人会在站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岸，簟食瓢饮，欢迎联军到来。与第一次海湾战争不同的是，这次战争赋予了更多道义的色彩，年轻布什将这次军事行动升格为“解放战争”。如果说拉登导演的9?11攻击充满了想像力，那么“以鲜血换石油”的这场“污秽肮脏的战争”（法国一杂志的评论）多少飘着些浪漫主义——“爱国者”来了“飞毛腿”跑了；国家打碎了，石油安全了；总统府倒闭了，博物馆解放了；小偷自由了，人民丰收了……巴格达的春天，我们看到一幅秋收的壮景。为什么美国这个被许多人尊崇的民主国家一次次启动战争机器？“文明的冲突”为什么最终邀请野蛮出场？为什么美国的欧陆盟友在关键时候与其分道扬镳？尽管没有人能阻挡美国的战车，法德两国的坚决与其后的“见风使舵”也表明“总统府里的静坐反战”不过是个小插曲，但新大陆与老欧洲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为伊消得谁兴奋？没有莱温斯基。被法国人称作“屠夫”(Bush音同boucher)。上台伊始，年轻的牛仔总统立志导演一部西部片，其鸿篇巨制注定要超过他的父亲。9?11事件之后，布什承认自己整天为恐惧所缠绕，恐怖分子通过无赖国家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个流氓国家就在米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当然，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将波斯湾变成美国的内湖，实现对海湾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完全控制。对于美国来说，海湾是其国家最大利益所在198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便在国情报告中毫无掩饰地指出“任何试图控制海湾的企图都被视为是对美国生命线的进攻，我们将不惜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击退这种进攻”这是老布什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继承的政治遗产。90年代，鲍威尔曾表示，解决海湾问题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征伐并占领伊拉克，不过鲍威尔并不赞成就这样做。现在，借纽约双子楼的余温，年轻布什认为时不我待。所以“在我的命令下”，海湾战云飘飘。在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人们更像是在看一场球赛、一出肥皂剧或曰荒岛生存。战场上陆续死去的记者用鲜血记录了这次媒体狂欢。和1991年相比，它更像是一场“人民战争”——随处可见的反战标语，大街上数以万计的游行队伍，不放过一切机会在媒体里抛头露面的“周瑜”、“蒋干”都在营造一场气氛，仿佛全世界人民都在打仗。巴黎的书架上摆满了与布什与萨达姆相关的书，比如《为纽约去死吗？》或《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前者以老欧洲反战为基调，而后一本则像是惊世预言。作者说，人类迎来了一次解决人口问题的机会，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揭幕，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战争中，大多数文明都兽性大发，最后俄罗斯、法国、德国以及中东国家纷纷战败，而美国的先进和中国的深厚决定了这两个国家成为最终胜利者。 天底下没有别的新闻了，人们团座在电视机前，仿佛回到了古罗马的斗兽场。对战争莫名兴奋，注定人类无法远离它；总统更不会忘记它，为了影视明星的体验，为了民意调查上的票房。扎比芭预言与“萨达姆之死”萨达姆消失了。他或许已经死了，或者潜入地下，藏身于“没有天空的都市”。他还可能和拉登一样，从此活在录音带里，像微软公司一样不断推出新版本以证明“扎比芭的国王”不朽。从2001年开始，《扎比芭与国王》开始流传开了，据说这本署名“书之作者”的“爱情小说”为萨达姆所作。中情局的官员曾组织多名阿拉伯心理专家对该书进行研究。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场战争，可以看到该书或多或少有些“预言”的气息。它既是萨达姆的一段心灵秘史，同时折射了转型期伊拉克的政治光谱。《扎比芭与国王》讲了三个关系，国王、人民以及叛乱者。当扎比芭（人民之女）被强奸（时为1月17日，暗指第一次海湾战争），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书之作者”有种近乎悲怆的“英雄”情结：“所发生的事，并非出于我的自愿，并不是我愿意的。我反抗了，竭尽所能。用宝剑，甚至恳求。我也提起了人性中的恶和好人们的善，但都无济于事。搏斗中，我甚至用了牙齿……在英勇死去或向武装的敌人投降前，能最后用牙齿来战斗的人，不也是英雄吗？……扎比芭已被强行夺去了女人最宝贵的尊严，除了自己的心灵，她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强奸便变得更为残忍了，不管是男人强奸女子，侵略军对他国施暴，还是强词夺理者践踏真理。更为残酷的事情，是屈服于这种强暴，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无论哪位统治者，如果还活着；无论哪国人民，如果还存在，一旦接受这种暴行，统治者便是可耻的，人民也因此蒙羞……所以，当国王面对即将到来的叛乱时（预示美国新的攻击），他下定了的决心：我要发动军队和卫兵，让他们作好战斗的准备，作好王宫长期被围困的准备，直至阴谋分子和入侵者灭亡，或难以得逞。这样，他们便大势已去了。“书之作者”相信：（在扎比芭的帮助下）百姓们一心一意地和国王站在一边，他们集合起来，成了军队强大的后盾。因此，当他们从四面八方向王宫发起进攻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一支支利箭，密集地向他们射来。每当他们在宫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不管那缺口有多大，便有许多人用身体来挡住……谋反者被军队和百姓的长矛、宝刀、利箭击中，逃之夭夭。在抗击、坚持和夺取胜利的战斗中，老百姓甚至连棍棒也用上了，终于击溃了入侵者。叛乱分子一败涂地，宫墙内外，尸横遍地。他们失去了人世的高贵品格，也失去了后世慈主的怜悯和愉悦，只能狼狈不堪落荒而逃。如果说“书之作者”是萨达姆，那么萨达姆早有以死抗争的决心：也许那时我已不在人世，但我将为胜利欢欣。《扎比芭与国王》一书，是对当代伊拉克的国情与政治的一个总结，它甚至拿了三分之一的长度来写一个预期，既权力即将回到人民手中（似乎暗示着萨达姆开明专制的理想被美国人彻底中断了）。如果“书之作者”是萨达姆本人，人们有理由相信，萨达姆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媒体“彻底妖魔化”了。开战后CBS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驻巴格达记者PeterArnett因为观点不同于政府而被解雇并非出于偶然。所以战争期间甚至有了“美国公民想了解真相，得看英国的BBC”的传言。大众传媒使人类走出闭目塞听的铁屋，但他们很快便在铺天盖地的克隆信息中迷失了方向。现在的情形是，欧洲媒体大多是反战的内容（在巴格达沦陷后掉了头），美国媒体则多是联军“枪炮与玫瑰”的光辉形象，作者同样看到许多中文网站上网民彼此中伤，以极端见长。不得不承认，其中许多是“道听途说”的愤怒。美国学者、记者爱德华?赛义德以《东方主义》扬名，他在总结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有这样一段表白：美国媒体里充斥着颠倒黑白的“新语”（包括其后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美国的真正目的不是什么虚浮的正义理想，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美国媒体为美国的政策作了全面的舆论造势，一场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战争被完全描绘成了正义之战。本文作者对此并不作评判，但赛义德揭示话语权不对称的“东方主义”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他们无法代表自己，只能任人描述”现在看来，即使是“才高八斗”、“口若两河”的赛义德?萨哈夫部长也只能慨叹“英雄无时”，遂“悲壮失踪”。巴格达沦陷后，这位伊拉克发言人以其“举世无双的乐观”被人看作笑料。如今他的头像被精明的美洲商人印在杯子上，正以14.99美元的价格在网上热销。它们记录了文明的冲突其实无比诙谐。有网友慨叹“人性不分古今中外”。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国际独裁”的背后有民族主义的影子。熊彼特所说资本主义“建设性地破坏”同时也是“破坏性地建设”。如果说在全球推广民主是美国的一项丰功伟绩，那也只是其实现国家利益的副产品，至少眼下是这样。与“妖魔化萨达姆”不同的是，对于“萨达姆”的结局，《扎比芭与国王》进行了“过度美化”——他并没有在人民的怀抱里死去，而是蒸发了。现在，对于这个“暴君”来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美国人说能否找到他已经不重要了——白宫将他们的普世关怀投向了叙利亚，被击败的“恐怖分子”从此只在录音带里卧虎藏龙。文明的冲突与野蛮的出场一片沙漠，几口油井。人们很难将今日伊拉克与两河昔日的荣光联系在一起。5000年前，流经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饮誉世界的两河文明的摇篮，孕育了璀璨夺目的赫梯文明、亚述文明、摩苏尔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曾与古代的中华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比肩。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创立了世界第一部法典。遗憾的是，这片土地上迟迟未建立起一个法制完备的国家。在两河文明中，希腊人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学到了神学及七日一周的制度，并将它传播于世；阿拉伯人学到了建筑学，并以此影响了整个中世纪欧洲。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新巴比伦之繁荣达到鼎盛。萨达姆曾公开表示，他这一生的理想，就是做尼布甲尼撒，续写伊拉克的帝国之梦：一个诞生先知、负有使命的国家，是一片文明昌盛、贸易繁荣的净土。在这片土地上，先有禾木丛生，后有牛羊成群，乳汁流淌。于是，开始了生活，世界有了贞洁和过失，生活有了甘甜和苦辛……这是一块雄鹰展翅、光辉灿烂的地方。日光为其而照耀，月华因之而凌空。若不是为了她，禾木不会如此欣欣向荣，使耕耘者欣喜，叛道者恼恨；若不是为了她，上天不会遍降甘霖。(《扎比芭与国王》)两次海湾战争对文物的毁坏与欧美“列祖列宗”对两河文明的珍视有了鲜明的对照。在19世纪时，西方列强打着“文化考察”的旗号巧取豪夺，把大批的伊拉克文物运回了本国，填满了大英博物馆、卢浮宫、柏林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展厅。最残酷的莫过于当年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巴比伦门”，竟被德国人生生拆卸下来，分成小块的大理石运回欧洲，在柏林复原供人凭悼。两次海湾战争，对于两河文明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浩劫，那些保护不了自己房屋的人，更无暇保卫祖辈的墓穴与遗迹。偷盗轰炸并行，一个悖论“考古者”偷盗文明，有珍视文明的因素，其对文明的影响多在于过去，而战争与征服所摧毁的，更是一种文明的未来。尽管希拉克与施罗德在美军节节胜利时露出了见风使舵的政治本色，但人们说得更多的却是“解放文明”的忧虑。作者的一位法国朋友甚至用“民主的独裁”来形容美国的“民主十字军东征”如何演变成一次“肮脏污秽的战争”。欧洲反战者的不遗余力和一些亚洲国家的担心是一样的，如果以顾盼自雄的眼光轻视他者的文明，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火烧圆明园”式政治便可能Yesterdayoncemore(昔日重来)。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说：“20世纪80年代，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可能面对的最基本问题是：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办界定自己……他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法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处处军事介入欺侮小国，其实是美国得了自大症，它急于向世界表示它是世界的中心，其根源是美国已经衰落。“对于其他文明，美国少了宽容精神。阿拉伯国家的确存在着恐怖主义，但这种恐怖在许多文明的历史上都曾出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东正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纳粹以及极端共产主义。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今天这些阿拉伯国家正在积极转型，美国如果要帮助这些国家，显然不该用炸弹”美国患了文明歧视症和自大症，就像汤因比当年批判“西方中心论”时所说，他们相信“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正如亨廷顿所呼吁的，不同种文明之间应该学会共同生活，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文化，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谁也不能断定好莱坞的大片比伊朗的儿童电影更具优越性，更益于身心，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老欧洲与新大陆3月20日，谁最先受到伤害？欧洲媒体的追问——联合国成了可怜虫！法国著名的《EXPRESS》杂志今年二月号做了期法伊关系三十年的专辑。同时在扉页上刊登了一幅漫画，预言了这种伤害：在美军扛着导弹奔向巴格达时，形容枯槁瘦小的安南老先生手提联合国的公文包，像赤脚医生一样，跟在美国人后面，“满面灰尘烟火色”。时光倒流一百年。国联作为大国俱乐部不但没有拦住鬼子进村，也没能阻止德国飞机在伦敦上空盘旋。今天的联合国虽在制度与威望上较国联有了改进，随着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推行，联合国更像是一个慈善机构。自从小布什上台之后，美国拒绝东京议定书、退出导弹协议、拒绝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禁止杀伤性地雷条约、生物武器议定书和有关小口径武器协议、拒绝全面禁止核武器协议、日内瓦战俘公约。这一切不仅让亚洲国家警惕，同样“老欧洲”深感不安，美国可以明目张胆地拒绝安理会的裁决，使联合国名存实亡，重蹈国联的旧梦。谈到美国时，老欧洲有种近乎哀悼的情绪。他们抱怨自己国家太弱了，以至于事事得看他人的眼色。逡巡于唐宁街上的“走狗”因“惟美主义”备受攻击，端坐在爱丽舍宫的“主人”何尝不仰人鼻息？正如阿尔德伯特等作者在《欧洲史》中所感慨的：欧洲衰老了，美国人撂了欧洲，亚洲人也寻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式，不再注意欧洲的论调及文明，欧洲在世界秩序中很难再表达自己的声音——“它不过是美国插手世界事务时方便开会的地方”。今年一月，当法德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时，德国著名的《明星周刊》对此表示赞赏，同时也表示了他们的担心。在同期的封面上，施罗德一幅尼安德特人（旧石器时代德国人的祖先）的装束，光着上身，朝布什投掷石块。后者一身戎装，体积比施罗德大出近十倍，像《侏罗纪公园》里的霸王龙般大步踏来。一个满身盔甲，一个草裙遮羞，反映了两种力量悬殊对比。在此，施罗德不仅是用来代表德国的，更是漫画作者对欧洲暮年的哀叹。法国《新历史》杂志去年十月推出一个专辑，为美帝没落设一个预期，封面是布什近乎阴冷无情的面孔。在该期封面评论《欧美离婚》一文中，作者多米尼克?温奈指出，9?11是欧美关系的分水岭。美国对武力的过度诉求使欧洲不得不警惕自己的安全。他们不再相信国际法，除非这些法律操纵在他们自己手里。因为他们知道，今非昔比，这是里居住的不是羊，而是狼。欧洲必须“做个好汉子”，勇敢地承担一切。而不是一味跟在美国后面，克隆美国文化，从此淹没无闻。欧洲落难，始于1914。两次世界大战，欧洲都是主战场。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欧洲已经面目全非。政治学院的教授们开始怀念黎塞留与俾斯麦那样的政治家，他们的功勋不是建立在武力上，而是基于“杰出的政治与道德”。在许多西方人看来，美国正重走欧洲衰落之路，一条曾经颠覆欧洲盛世繁华的淌血之路。正如《世界报》最近所警告的：“以自由、民主、自由贸易和文明的名义，这些意识形态分子(拉姆斯菲尔德等幕僚)使美国逐渐变成某种新型的军事国家，并且秉承了历史上所有帝国的野心：重构世界、重划边界和开化居民，这已使其和旧时代的殖民主义如出一辙。历史告诉我们，殖民主义者曾相信随着贸易、天主教、科学和西方管理体制的推广，文明的疆域会得以扩展，冲突的区域也会随之缩小。得益于西方帝国主义，贫困会为繁荣所取代，野蛮人会得到拯救，启蒙会战胜迷信。这样，他们相信，从前混沌和野蛮统治的世界将建立起新的秩序。“正是为了避免美国霸权主义的可怕后果，消除其意识形态狂热，法德两国在统一欧洲的理念感召下起而在联合国框架内与之抗争，法德并不痛恨美国，但正如法国外长德维尔潘所说，我们深信，今天需要一个多极的世界，单一强权不能维护世界秩序”在法德身后，是一个新的权力梦想。它是一个除了美国权力之外的权力极，它可以由整合了的欧洲构成，也可以由巴黎－柏林－莫斯科这一前所未有的联盟组成，还可以由其他的力量（如巴西－南非－印度－墨西哥）组合而成。法德终于走出了笼罩了60年的恐惧的暗影，从此可以选择自己的政治意愿。《世界报》对此评论说“这一步是勇敢的，它与某些欧洲国家的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太长时间的奴颜卑膝”法美友好关系，可以上溯到两个世纪前。1777年，年仅19岁的拉法耶特散尽家财，告别身怀六甲的妻子，为北美的解放事业贡献热血青春。今非昔比，现在希拉克因为选民的反对，做出了与先民不同的主张。法国人不能跟在美国人后面去解放全世界了。就在布什声嘶力竭地宣称“巴士拉被解放”，希拉克在爱丽舍宫发动了另一场战争——严防癌症，法国禁烟！与此同时，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将一把数据撒在《法国西部报》上“哪有什么联军，不过是一伙盎格鲁?萨克逊人”选民与战争：美国不成熟波里斯?维昂，“一位伟大的逃兵”。在法国，维昂家喻户晓。这位积极的反战者、通俗歌谣作者，以其“不为任何政治目的参战”的信念深入人心。孩子们上小学时便明白“没有什么利益可以让你去杀死一个陌生人”。《欧洲史》的注脚是“自古以来激励鼓舞着欧洲的人文主义价值得以保留，依靠的便是对欧洲公民自幼年起便进行培养教育”必须警惕的是，当代国际政治，多以“丛林法”为圭臬，选民们在国家外交利益上的取舍决定其政府是否会代表他们实践“多数人的暴政”，导致“国家利益失控”。4月1日，法国《解放报》发表了一项联合民意调查，调查显示，78%的法国人不赞成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65%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对这次战争负主要责任;74%的选民支持希拉克在美国的立场，认为法国反美没有走得太远。希望战后军事与经济介入的人数分别为61%与65%。在参战国西班牙，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也极低，据ELPAIS报3月29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西班牙92.4%反对战争，78.1%认为战争不合法，88.1%认为不公正。44%的人认为石油是战争的主要动机，认为有必要“解放伊拉克”的人数只占2.1%。这与美国布什开战后71%的支持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曾经询问一位法国女生，希拉克为什么反对打伊拉克？女生能想出的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我们选了他当总统，而我们都反对战争”。哈贝马斯在《包容他者》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状态会决定对外采取和平主义的立场……习惯于自由制度的人民，他们的普遍主义价值取向会影响到对外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共和国虽然不是那么十分地热爱和平，但它所发动的战争却具有另外一种性质。公民改变了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此，卡尔?施米特的追随者们不以为然。施米特把“谁讲人类，谁就是在欺骗”的名言归纳为“所谓人性就是兽性”。在施米特看来“人性主义的欺骗”，其根源就在于法律和平主义的伪善，它打着和平和世界公民权利的幌子，发动了正义的战争：如果一个国家以人类的名义与其政治敌人作战，那就不是一场为人类而战的战争……这与人们对和平、正义、进步和文明的滥用如出一辙，其目的无非是把这些概念据为己有，而否认敌人同样拥有它们“人类”这个概念是一种特别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施米特《笔记》）。人们担心的是，今天最恐怖的战争都是打着和平的幌子进行的。议会民主制被大多数学者拥戴为最好的制度，但有人对美国公民的公民成熟程度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或多或少解释了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为什么多次选择战争？如一位作者在《民主国家为何称霸？》一文中所表达的“如果比较今天的美国和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人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决定了她能吸收全球一流人才的智慧，从而保持在全球绝大部分领域的领先水平，但从全民教育和公民成熟程度来看，欧洲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显然要大大超过美国；这一点决定了欧洲的民主呈现出一种较美国更为深厚和成熟的底蕴。这一底蕴加上欧洲社会对两次大战的惨痛记忆，直接导致了此次欧洲朝野空前反战的综合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欧洲文明的延续。当华盛顿逐渐抛弃雅典、罗马和巴黎，将自己旺盛的种子撒向世界各地，繁衍自己的文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彼岸的欧洲像是落难的老人，完成了繁殖的任务，被性欲抛到了一边。作者同样相信，在苦难面前，与老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还只是个孩子。他朝气蓬勃、不谙世事、到处闯祸；他不知道人世的艰辛与复杂；他自私、偏执同时也不乏进取心与责任心，但他还需要学会为人宽厚的许多道理。极度的富庶，是大地对他的酬劳，也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当了“小皇帝”，他或许被宠坏了。吊诡的是，三权分立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但在世界版图上，美国却将自己的单边政策推到了极致。和华盛顿那样谦卑地使用自己权力的人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个牵系人类所有光荣与梦想的时代让人无比怀念。